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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开往洛阳的夜车

作者:王海 来源: 浏览:3170 发布时间:2015/2/16 9:03:50

1955,开往洛阳的夜车
 1955年11月30日。一定是在北站。夜色沉沉。即将北去的列车靠驻站台,远行者、送行人表情欢欣,齿间盈盈笑意。本次列车终点站:洛阳。一千公里之外,昔日十三朝古都。
在解放日报摄影记者留下的文字说明中写道:“为支援新兴工矿城市的人民需要,本市十八家服装、照相、洗染、理发和酒菜行业部分职工和资方共一百二十二人于昨晚离沪迁往洛阳。”
 在1949年新中国建政之后,以上的场景已经在上海北站演练过无数次。据史料统计,仅1949年底至1952年,上海为了支援东北和西北建设,输送了大量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先后共达9.9万人。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上海在机电、电业、建筑工程安装等行业中动员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参加国家重点建设。一列车一列车的高技术本地人才接受命运裁决,挈妇将雏离开大上海。从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重点建设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达21万多人,其中有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8.21万名4级以上熟练技工,分赴乌鲁木齐、长春、洛等地,参加建设新疆八一钢铁厂、长春第一汽车厂和洛阳拖拉机厂。

本文照片上出行的上海人,正是为“配套”洛阳拖拉机厂的建设而去。几十个小时的颠簸之后,火车抵达洛阳火车站。一名在1956年8月随上海大新酒楼、上海理发店的整体迁往洛阳工作,几十年之后退休依然留在洛阳生活的上海人多年之后回忆:“原以为洛阳是历朝古都、新型工业城市,应该不错,可到了一看,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许多人当场就哭了起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中,洛阳跻身全国重点建设城市,当时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中,有7个落户洛阳。这些项目的建设场地,多数选在地旷人稀的涧西区。1954年,第一拖拉机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矿山厂等十几家大型工厂,相继在涧西区开工兴建。十万建设大军麇集洛阳,立志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描述出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蓝图”。 当时的涧西区除了一条洛潼公路横穿、几个村庄点缀外,几乎全是农田。当时的洛阳城市人口仅仅6万,商业网点集中在10公里之外的老城。远水难救近渴。

于是,他们想起了上海、上海人。虽然1949年之后,上海的城市功能已经从消费型城市转为工业型城市,但昔日十里洋场的名声以及上海制造的名声在外,显然在全国各地人民心中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上海的商品,想必是极好的。这一次,不仅仅是引进商品了,一步到位,整建制地导入服务品牌、设备硬件,以及最宝贵的人。

1955年,洛阳方面派人前往上海、广州等商贸业发达城市,动员这些城市的国有商业企业和私营商户内迁洛阳,支援洛阳的工业建设。在此后的两年间,上海、广州等地累计有商户3500人和17家工厂、88个商店的2717名职工响应号召离开上海,其中内迁来洛的工厂、商店主要有三乐食品厂、大新酒楼、大利食堂、广州食堂(后改称广州酒家)、永余照相馆、万氏照相馆(后改称人民照相馆)、新源祥棉布店、三友理发店、上海理发店、红光照相馆、旭东洗染店、上海旅社等。

洛阳方面将大新酒楼、新源祥棉布店等部分上海内迁企业、商店安排到704工地市场所在的大型市场里,故将该市场称为“上海市场”;将广州酒家等部分广州内迁来洛的商业企业安排在如今景华路与太原路交叉口附近的大型市场里,故将该市场称为“广州市场”。

照片上这些从事服务行业的上海人命运如何?资料显示,上海市场建成后,初名“青年营业部”,后改称上海市场百货商店,当时的商业用房主要是平房。1980年,国家决定拆除平房,对上海市场进行改建。1984年1月1日,新大楼建成开业。1986年,上海市场百货商店更名为上海市场百货大楼,4层建筑面积9024平方米,营业面积6300多平方米,建筑规模仅次于当时的郑州紫荆山百货大楼,居河南省第二位。1987年,上百大楼7层辅楼建成,使商场总建筑面积达到1.51万平方米、营业面积1.16万平方米。1993年,上百大楼销售额突破1亿元,达到了顶峰。之后,因商贸业竞争的加剧和硬件设施的落后,上百大楼营业额逐年下降。2002年,上百大楼终因资不抵债而破产,2005年破产重组,但至今难以恢复元气。此时,距离第一列离开北站前往洛阳的火车徐徐启动,已经过去整整50年,第一代“洛籍沪人”已悉数退休。

中国式创造性人口迁移的方法立竿见影。到1957年年底,洛阳的城市人口已由1949年底时的6万余人猛增至52.9万人,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武汉的大城市。而至1955年底,上海市区人口比1954年减少43万余人。在1955~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剩余时间内,计划从上海迁往内地的有19个工业行业、102个项目、工业产值5.54亿元。

时事造人,时事逼人。大时代的洪流裹挟人们顺流而下。1958~1966年,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有23.86万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支援全国各地建设,主要去陕西、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和江西、福建、安徽等华东地区和四川、贵州、云南、湖北等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先后有4万多名设计、施工技术人员,支援首都十大建筑和淮南煤矿建设。在之后的“大三线计划”中,仅仅1963~1977年,仅仅上海机电工业系统就有近百家企业,抽调了40349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随迁家属26000多人,分赴新疆、甘肃、陕西、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等地,支援大三线经济建设。

和地方志中冷静冰凉的数据堆积不同,在民间语文的记叙中,有关1950-60年代上海人内迁支援建设的故事生动而悲情。一名上海网友在论坛中写过一个故事:“我童年有个画友,父母亲是上海滩有名的肺科专家。去他家玩,见整套的红木家具、取暖炉,音响落地喇叭,还有成打的胶木唱片,都是高级东西。一天去他家玩,看见楼上叮叮咣咣往下吊红木家具,一路下来,损坏不少,有的甚至是直接丢下来的。据旧货商店的估算,值600块。原来他们全家将去贵州支内。……1980年代初期,我大学毕业,陪女朋友在淡水路买裤子(那时还没有华亭路),看见我这画友在吆喝卖裤子,这才知道他回来了。但头发全部掉光了,父亲也已经死在贵州。问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他说,人和人现在不一样了……”

著名导演王小帅就是一名“迁二代”。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家在六十年代随着我妈妈的工厂离开上海来到贵州。无数个家庭就向无数个浮萍一样无根无基地在异乡漂流。后来我们大了,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而根却越来越深的扎在了那里。很多家庭的父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开始想办法自己解决回故乡的问题。”在父母离开上海40多年之后,王小帅拍了部电影《青红》,反应的就是第一代内迁父母与第二代已扎根异域的子女的危机与冲突。

1998年夏季,我去荆州采访长江流域洪水事件。我惊讶地发现当地一名载我的摩的司机居然能毫无障碍地听懂上海话。细问方知,荆州有不少1960年代迁来的上海工厂,在当地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小上海”,里边的人顽强地保留了上海的生活习惯包括上海方言。“小上海”成为荆州人某种高远生活品质的标杆。这个摩的司机小时候的不少同学就是生在荆州的“迁二代”,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从未来过上海,却能听懂大部分沪语。

1949年至今,关于上海对于全国的贡献,属于常规口水话题。在“出钱”的问题上,数字能说明一切——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其中上解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

 

而“出人”的问题的考量,比纯粹的数字更为复杂。从家乡被凭空抽离的人们,投入新的贫瘠之地,他们的命运,怕是很难用一个模型得出某种数字化的结论的。为写作本文,在查阅资料时,我一直在困惑,这些当年抛弃上海相对安逸生活跑去千里之外和自己原本毫不相干的一个城市,最后很多终老在那里的,究竟是算洛籍沪人,还是沪籍洛人?在1955年11月30日晚那列开往洛阳的夜车上,他们曾经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有过清醒的洞悉还是随遇而安的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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